新北校園割頸案的判決之所以再度引爆輿論，並不僅是因為刑期長短，而是整個訴訟過程中，社會看見了三件令人不安的事，不僅加害者毫無悔意、被害人家屬反遭威脅，以及法官在關鍵時刻的爭議發言。這三者交織在一起，動搖的不只是情緒，而是人民對司法最基本的信任。
在一般社會認知中，刑罰輕重往往與「犯後態度」密切相關。然而就受害者家屬而言，加害者在偵審期間未見悔悟，相關言行甚至被外界解讀為冷漠與挑釁。更令社會譁然的是，被害人家屬在承受失去至親的巨大痛苦之際，竟還要面對來自加害方的言語威脅。對任何一個法治社會而言，這都是極其荒謬且不可接受的情境。
理論上，司法程序應是保護被害者、安定社會的重要防線；但現實卻是，家屬不僅沒有被完整接住，反而彷彿成了訴訟體系中的「次要角色」。當被害者家屬必須自行承擔恐懼與壓力時，制度的失靈已不言而喻。
而真正點燃民怨的，是法官在審理與判決過程中所傳出的發言內容。即便法院後續試圖澄清其法律脈絡，這些話語仍在社會輿論中留下難以抹去的印象。因為對一般民眾而言，那些話不是抽象的法律論述，而像是在冷靜地計算「加害者值得多少體諒」，卻對被害者的永久消失顯得過於輕描淡寫。
這正是所謂「恐龍發言」引發強烈反彈的核心原因。問題不在於法官是否依法判決，而在於司法話語是否仍具備對生命的敬畏。當一個判決讓社會感受到的不是正義，而是距離感與冷漠感，再合法，也難以服眾。
支持少年司法制度的人常強調「教育重於懲罰」，但前提應是加害者願意面對錯誤、承擔責任。若悔意缺席、威嚇存在，卻仍被視為量刑上可被忽略的因素，那麼制度傳遞給社會的訊息將極其危險，彷彿只要年齡夠小，行為再惡劣也能被包裝成「尚可理解」。
司法不是不能保護加害者的再社會化權利，但前提是，它不能以犧牲被害者尊嚴為代價。當被害人家屬感受到的是孤立、恐懼與不被理解，這樣的判決即使完成了法律程序，也未完成正義的使命。
新北割頸案帶給社會的真正考驗，不只是少年犯罪如何處理，而是司法是否仍記得，它首先要對誰負責。若連「無悔意與威脅行為」都無法在法庭上被嚴肅看待，那麼下一次悲劇發生時，民眾的不信任，只會更加深不可逆。